諸大建:從“無廢城市”理解上海垃圾治理

來源:文匯報 2019-07-18 13:32

在線專門探討我們身邊的“垃圾革命”,足見這一話題的急迫性、重要性和實用性。我從三個方面展開。第一,上海的垃圾分類和處理現狀。第二,東京如何實施“垃圾革命”,哪些經驗值得上海借鑒。第三,“垃圾革命”的更高目標是建設循環經濟社會,我們需要確立更長遠的目標。

東京“垃圾革命”可以提供許多經驗

2006年至2014年,中國生活垃圾處置的現狀表明,一方面,垃圾總產量和人均垃圾產量持續增加;另一方面,垃圾處理結構以填埋為主,焚燒為輔。這一情況同樣反映了上海的基本現狀,也是上海與東京相比,在生活垃圾處理方面的兩個落差。這與今天的垃圾處理仍然以混合為主密切相關。所以,將垃圾從混合處理轉變為分類收集是實現“垃圾革命”的第一步。

以焚燒為主導,填埋為終端的處理手段更適宜東亞國家。環衛部門有數據顯示,截至到2015年左右,上海生活垃圾焚燒處理占比36%,填埋處理占比50%,包括堆肥等方式的循環利用占比低于10%。2018年,上海制定了《上海市生活垃圾全程分類體系建設行動計劃(2018-2020年)》,現在按照有關部門公布的數據推算,上海生活垃圾焚燒處理占比40%,填埋占比40%,循環利用或成為資源化垃圾的占比20%左右。

2015年,東京生活垃圾焚燒處理的比例高達75%,填埋處理占比3%,這一數據已經相對穩定。循環利用占比20%,這一比例與歐洲國家相比并不算高。通過上述對比可以看出,上海與東京的落差之一是,垃圾處理尚未轉變為以焚燒為主導、填埋為終端處理的模式。而對東亞人多地少地區的超大城市來說,這是一種具有適宜性的垃圾處理模式。

總體上,全球垃圾處理結構包括三種情況,一類是人少地多,例如美國、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等國,垃圾處理以填埋為主導;另一類人口密集、土地面積小的國家多以焚燒為主;第三類是那些垃圾循環利用率較高的國家,則與它們垃圾結構中的餐廚食物較少有關。

在垃圾處理問題上,為什么上海借鑒東京經驗更加合適?因為兩者具有三方面的關聯性。第一,都是東亞人多地少的城市,無法利用大規模的土地填埋垃圾,所以不得不選擇焚燒的方式;第二,都是素愛美食的城市,生活習慣與消費結構相近,廚余垃圾較多。因此,需要攻克將廚余垃圾與其他垃圾區分處理的難題;第三,人口結構、城市空間架構相近,東京經驗可以為上海提供許多啟發。

垃圾產量高低:人均日產1公斤為界,東京0.8,上海1.1。2018年數據顯示,上海的年垃圾總產量約為900萬噸,人均垃圾總產量約為400公斤,即人均日垃圾產出約為1.1公斤,這一峰值還在繼續攀升。未來,上海年生活垃圾總量可能會達到1000萬噸。一般來說,1公斤的尺度常被用來判斷人均日垃圾產量的高低。1989年,東京年垃圾產量達到最高值人均600公斤,日人均1.6公斤,當時的人均GDP約為2萬美元,與上海2018年相當。此后隨著強制推進“垃圾革命”,人均垃圾產量開始進入下降通道。目前這一數值已降低至0.8公斤。

衡量城市的垃圾與經濟關系,有一個垃圾生產率的概念,也可稱為垃圾的經濟密度。以人均GDP為2萬美元與人均日產垃圾為1公斤(人均年產垃圾365公斤)為分界,可以分為四種不同的類型,其中人均GDP為2萬美元以下、垃圾產出低于1公斤的是中低收入低垃圾,人均GDP為2萬美元以上、垃圾產出高于1公斤則是高收入高垃圾。2018年,上海人均GDP達到2萬美元,但人均垃圾產出也高于1公斤,已跨入高收入高垃圾的行列。而東京經過30多年的努力已經進入高收入低垃圾的期望區間。這是上海與東京比較的第二個落差。因此,未來有兩種選擇,一是隨著經濟增長繼續保持人均垃圾的高產出,經濟增長的同時生活品質退化;二是通過我們的努力實現人均垃圾低于1公斤的目標,建設生態友好的宜居城市。

東京“垃圾革命”演進的關鍵節點

東京的“垃圾革命”以2000年建設循環型社會為分水嶺,可分為兩個大的時期。之前的重點是處理垃圾,之后的重點是減少垃圾。2000年以前的第一個時期經過了約三四十年的演進,可分為三個階段。這對上海的垃圾處理結構的轉型有很大啟發。

第一階段:以填埋為主導,引發“東京垃圾戰爭”

第一階段是1960-1970年代以填埋為主導的集中處理階段。在這一階段,東京以垃圾填埋為主的處理方式引發了百姓的不滿,導致了“東京垃圾戰爭”,并成為垃圾革命的導火線。最后的結果是,都政府、各區政府、老百姓共同參與制定了一項規定:采取垃圾焚燒的模式,后來將其稱為“中間處理”,而將填埋稱為“終端處理”。焚燒處理由23區各自處理,終端處理由東京都政府統一在填埋廠進行。從那時起,每個區都開始建造焚燒廠,至今為止,東京都23個區共有21個焚燒廠。

因為各區都要建造焚燒廠,而東京又是城市密集地區,于是,各區從瑞士、德國等焚燒技術先進且都是人口密集的歐洲大陸國家引入焚燒技術,經過日本式的改造,成為了非常先進的本土技術。東京都的焚燒廠按照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最高標準設立,如同博物館。焚燒廠包括了垃圾的綜合利用,例如焚燒的余熱既可以變成溫水游泳池,也可為周邊的社區供熱。焚燒廠開放自由參觀,現在許多日本青年還選擇到焚燒廠拍婚紗照。

第二階段:可燃垃圾焚燒處理,不可燃垃圾以填埋為主

第二階段是從1980年代開始,東京從垃圾混合走向垃圾分類。但當時的分類很簡單,只分成可燃垃圾與不可燃垃圾兩類。其中可燃垃圾是焚燒處理,不可燃垃圾以填埋為主。但在填埋量大幅降低,焚燒變成主導之時,填埋成為了處理焚燒后灰燼的終端處置手段。1990年代正式將焚燒作為中間處理模式,將填埋作為終端處理模式。東京都垃圾填埋的比例在1989年達到峰值,然后逐漸減少。到2014年,填埋量只占3%,比高峰時期減少了85%。

第三階段:分出大件垃圾,資源化利用增加

第三階段是1990年以后到2000年。當時,東京都開始進一步區分資源垃圾和大件垃圾。首先,將大件垃圾從原來的二分類中拿出來變成三分類。1990年后進一步區分資源垃圾,回收利用和資源化逐漸增加。現在,日本的生活垃圾是五分法,即除了有毒有害垃圾之外,分為可燃垃圾、不可燃垃圾、資源垃圾和大件垃圾,這是三個發展階段累積而來的結果。

第四階段是2000年以來,東京提出了建設循環經濟社會的概念,這是要從處理垃圾升華到減少垃圾與避免垃圾。

上海垃圾治理的三大后發優勢

1990年代,東京都實現了第一戰略的目標,即一方面垃圾排放量達到了峰值,另一方面焚燒替代了填埋成為主導,這也是上海要實現的第一步目標。

上海垃圾治理有三大后發優勢。首先,從對象上看具有“綜合”的優勢。東京的垃圾分類是分步走過來的,上海作為追趕者在起步時候就能綜合集成。上海目前將垃圾分為“有害垃圾、可回收物、濕垃圾、干垃圾”四類就是這樣的意義,一開始就把資源回收利用、堆肥、焚燒、填埋等處理方式集成起來,綜合推進。

第二,從過程上看具有“倒逼”的優勢。原來處理垃圾的方式是前端不解決垃圾產生的問題,依靠末端處理,這是非常被動的。而現在采取的戰略是,假定人均一公斤垃圾是最高值,那么就以此為界限,設定填埋、焚燒設施的最大容量,倒逼前端的分類收集和資源化利用,在源頭上減量和分類。

第三,從主體上看是“治理”導向的優勢。在政府層面,從原來環衛部門的部門主管變成各部門的聯動;在社會層面,是市民社會的自下而上的參與和創新;在企業層面,是加強市場化的變革。這樣的治理結構,有助于加快追趕的進程。

向“無廢城市”目標看齊

2000年開始,東京開始了“垃圾革命”的第二步,要實現一個更高的目標——建設循環型社會,這就產生了一個新的概念叫做“無廢城市”。

 建設“無廢城市”需減少垃圾產生量。“無廢城市”要求城市物質流實現閉環,盡量沒有廢棄物排放。換句話說,是要把填埋和焚燒這樣的處置方式最小化。一般來說,如果垃圾處置的量少于10%,就可認為已經接近了“無廢城市”的標準。如紐約現在的垃圾處理主要以填埋為主,紐約的“無廢城市”計劃是到2030年填埋量減少90%,只剩下10%由填埋處理,其他都在生產和消費環節,通過循環經濟模式加以避免和減少。這是最高境界,也是提出循環經濟的真正所向。上海的最終目標也是要向之看齊。

而要成為“無廢城市”,最重要的一點是減少產生量的問題。垃圾的資源化利用是減少垃圾處置量,進行再循環(Recycle)。但是這只是循環經濟和循環發展的最低要求,更高的要求是再利用(Reuse)和減量化(Reduce)。“垃圾革命”的高目標就是圍繞這三個R來實現的。

提高資源生產率和循環率、降低處置量。日本的循環型社會發展規劃,是用1990年作為基準年或者底線來計算,按照物質流的出口、中間、入口提出了三個目標,可概括為“一低兩高”。

首先是處置量要降低。日本計劃在末端處理階段大幅度降低垃圾末端處置率,目標是2010年比1990年減少75%。

其次是循環率要提高。日本計劃經濟社會過程中的資源循環利用率比1990年提高80%。資源循環利用不僅包括末端的堆肥和資源再生利用,更包括產品的反復使用、用服務模式替代產品擁有模式等幾種情況。

 再者是資源生產率要提高。進口端的資源生產率,就是將資源消耗與GDP進行比較,大幅度提高單位資源的GDP產出。循環經濟非常關注的是資源生產率,日本的規劃是進口端的資源生產率比1990年提高100%。

上海的更高戰略:走向低廢無廢城市

“垃圾革命”包括兩個階段、兩種思維。最高狀態的發展是物品分享,這是減量化。第二個狀態是物品的反復利用,如用玻璃杯替代一次性水杯,這是再利用。第三個狀態是資源化,這是再循環。第四個狀態是無害化處置,包括焚燒和填埋。未來更高的戰略是要進入以物品分享為主的高級狀態,建成幸福的低廢無廢城市。焚燒、填埋都只是過渡方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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